新自由主义简史

把这个丑陋低效的书摘放在这里，作为一次尝试。

苹果的阅读器，无论是自带的iBook还是Appstore上可供下载的其它软件，一个比一个辣鸡。iBook作为一个阅读软件，竟然不能导出笔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记着上个版本还是可以发送到邮件的，一升级这个功能也消失了，这是什么意思，越升级越倒退？弃用，被迫找了其它能导出笔记的，效果也一般，如下。凑活着用。

后知后觉地开始嫌弃苹果了，Luke Smith的神视频句句在理，但是ipad对学生党好用是真的。。。

我在考虑，不如只在电脑上读书。ocr一下然后摘出来放到博客里。主要有个记录。

P.S. calibre竟然不能自定义导出的markdown的格式，这让我很惊讶。但是对开源软件要宽容对待。

第三章新自由主义国家

理论

按照理论，新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支持牢固的个人财产权、法治以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自由运转的制度.这些被视为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法律框架属于市场上的司法个体之间承担自由协商的契约义务，契约的神圣性与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的个体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国家因此必须利用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来不惜一切维护这些自由。进一步，商业和企业（法律上被视作个人）在这一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制度框架内的运作自由也被视为根本的善。个人企业与创业精神被看成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关键，而为了鼓励技术变革，知识产权也受到保护（如通过版权）。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因此会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根据“所有船只都会随潮起而高涨”或“扩散效应”的假设，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内和世界范围的）贫穷问题能够最好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得到解决。

第四章不均衡地理发展

很明显，英国和美国是带头人，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这两个国家中也绝不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撒切尔夫人可以成功地将社会住房和公用事业私有化，但诸如国家医疗体系和公立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核心领域，还是基本不受影响。在美国，19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妥协”几乎从未实现过欧洲社会民主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反对里根的声音就不那么强烈。不管怎么说，里根最关心的还是冷战。他发起了一场由财政赤字资助的军备竞赛（“军事凯恩斯主义”），以便投合其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多数选民的特殊利益。尽管这肯定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符，不断增加的联邦政府赤字还是为废除社会规划（一个新自由主义目标）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一些事实

实际上，1980年代属于日本、东亚经济“小龙”和西德，它们是全球经济的竞争动力源。它们在没有施行全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让人们很难辩称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是救治经济滞胀的良方。

不依赖于新自由主义化的经济增长

但在西德，工会仍然强大，社会保障仍然保留，工资也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推动了西德的技术创新，并使其在1980年代的国际竞争领域中保持领先（虽然这也导致了技术引起的失业现象），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西德成为位居全球前列的国家。在日本，独立工会力量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剥削率很高，但国家对技术改革的投资以及企业和银行的紧密关系（这种安排同样在西德很合适），在1980年代产生出惊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其出口产品由英国和美国埋单。

一个国家是否要推动新自由主义化发展，既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西德和瑞典的强大工会组织会遏制新自由主义化），也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这一程度在韩国就很大）。

阶级力量借以转变或重建的手段，在1980年代被逐渐但不均衡地得到实施，并在1990年代巩固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有四个方面非常关键。第一，向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转变，始于1970年代并于1990年代期间加快。

第二，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流动。这要部分归功于平常但关键的一个事实：运输和交通成本的迅速降低。

最后，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的全球传播，产生了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早在1982年，凯恩斯主义经济已经被排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门外。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在此受到过训练——都与新自由主义规划基本保持统一口径，强调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胀和稳定公共财政（而非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

墨西哥的有趣之处。

接着便是沃尔克高利率政策的实施，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其减少了对墨西哥产品的进口，石油价格暴跌。墨西哥政府收入下降，还本付息的代价增加。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破产。大量资本早已外逃，预示比索进一步贬值；总统波提洛（Portillo）采取紧急措施将银行国有化。[14]经济精英和银行家不赞成此举，几个月后担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选择和商界站在一起。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未必是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力量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的。马德里一心改革，不太在意革命制度党的传统政治，反倒和资产阶级以及外国利益集团关系密切。詹姆斯·巴克尔（James Baker）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撮合到一起，用这种新型组合经济援助墨西哥脱离险境，但这带给他很大压力。这些机构不仅坚持预算节俭；它们还首先坚持要求大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私有化、重新组织金融体系以符合外国利益、开放国内市场给外国资本、降低关税壁垒、建立更弹性的劳动力市场。1984年，世界银行历史上第一次在同意贷款给一个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对方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

一系列后果

墨西哥在1989年签署了后来被称为“布雷迪计划”的债务部分免除的协议，因此必须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毒药（后来证明墨西哥是自觉自愿的）——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化。结果，1995年爆发了“龙舌兰风暴”。与1982年发生的情况一样，此次事件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局提高利率所引起的。这给当时贬值的比索造成了投机压力。麻烦的是，墨西哥此前发行了美元标价的债券（称作Tesobonos）以鼓励外国投资，比索贬值后，墨西哥无法动用足够的美元兑换这些债券。美国国会拒绝提供帮助，但克林顿运用行政权提供了一份四百七十五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担心的是驻墨西哥的美国产业会损失岗位，担心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当然也担心新自由主义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丧失正当性。随着贬值带来的顺势副作用，美国资本可以涌入并以缩水价收购各类资产。1990年，私有化的墨西哥银行中还只有一家是外资所有；到了2000年，三十家银行中有二十四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境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从墨西哥攫取的贡金源源不断，但外国竞争也开始成为问题。在2000年以后，墨西哥丧失了大量马圭拉企业岗位，因为智利的劳动力更低廉因此也更受外国企业青睐，后者开始成为外国企业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第三，克林顿任期内，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三位一体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能够劝说、哄骗与强迫（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行的结构调整规划）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3]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其庞大消费市场这根胡萝卜，劝说许多国家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经济改革（有时是通过双边贸易协议）。这些政策助推了美国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

一个条件

韩国的经济转向一般追溯到1961年军事政变，这场政变使朴正熙（Park Chung Hee）将军上台执政。人均收入在1960年还不到一百美元，现在则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这一惊人的经济表现常被作为发展型国家能力的最好证明。然而，韩国拥有两个地缘政治优势。由于韩国处于冷战前线的位置，美国愿意为其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但不那么明显的是，韩国同日本的前殖民关系为韩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熟悉日本经济和军事组织策略（朴正熙受过日本军事学院［the Japanese Military Academy］训练），以及在进入外国市场时得到日本的积极帮助。

一个方法

韩国政府以种种方式支持这一出口导向策略：调动国内存款、奖励成功的企业，并通过便利的信贷、有利税率、物资采购、控制劳动力市场、支持进入外国（尤其美国）等等，鼓励企业并入韩国综合企业集团（chaebols，如现代、大宇、三星等大型综合企业）。凭借来自一项重工业发展策略（致力于钢铁、造船业、石化、电子技术、汽车和器械）的支持，几家综合企业集团转移重心并在1970中期开始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性竞争者。此外，他们也成为更加富裕的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心。随着这些综合企业集团规模和资源的扩大（到1980年代中期三家综合企业集团占据国内生产品的三分之一），综合企业集团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到1980年代中期，它们“掌握了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力，能够发动一场成功的战役，目的是逐步拆除大量国家调控机制”。资产阶级已经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稳固地位，也已获得独立的信贷手段，因此不再依靠国家，而是按自己意愿开展新自由主义化过程。

一个结果

1980年代末的出口增长过后，韩国工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1990年后经历了出口市场损失和收益率暴跌。韩国综合企业集团重新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外国银行贷款。韩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因而无法承受利率的迅速增长。[31]在国内，韩国也不得不应付有组织劳工的上升力量。大规模工业化也带来了大规模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这都有利于劳工组织的形成。早些年，独立工会遭到暴力镇压；但1979年朴正熙遇刺（凶手是其情报部长），接着是1980年光州市民抗议者被残忍屠杀，激起了学生、市民和工人追求民主化进程的大众运动。1987年，这一诉求在形式上实现了。面对持续的政府镇压，工会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工资随之上涨。雇主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几届政府都觉得这很难做到。1995年，民主韩国劳工联盟形成并得到法律认可，证实了不断增大的有组织劳工势力。

另一个结果

1997年3月，政府通过一项新的劳动法规，将更高程度的弹性引入劳动关系，就此默认地批准了解雇行为。[33]然而，许多综合企业集团拖欠疑心越来越重的外国债权人沉重债务，也拖欠国内银行大笔债务，这些银行拥有不良贷款的优势。政府在涉外事务方面地位相当不利，以至于什么都做不了。1997年上半年，几家综合企业集团（如Hansin和Hambo钢铁公司）在受到货币危机之前宣布破产。货币危机爆发后，外国银行从韩国撤回援助，迫使更多的综合企业集团和国家自身濒临破产。

一个教训

第一，“韩国人以切肤之痛认识到，在他们陷入财政崩溃的时候，美国选择进一步牟取自身利益”；第二，美国现在完全以华尔街和金融资本来定义自身利益。[37]实际上，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对韩国的所作所为，正是投资银行家在1970年代中期对纽约市的所作所为。韩国经济随后的复苏（部分是因为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重建的建议，也是因为劳工远不那么好斗了），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增加了流向华尔街保险柜的贡金，并借此提升了美国已经集中起来的精英阶级力量。

强大的工会威胁资产阶级。

正如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1960年末浮出水面的劳工骚乱引起了一波管理改革的浪潮，限制了资本的力量并把劳工势力扩展到工作场所。“雷恩—梅德纳计划”极大威胁到资产阶级，一项20%的企业利润税将流入劳工基金，由工会把这笔资金重新投入企业。结果将是私人所有制的重要性逐步减少，而由工人代表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将建立起来。这相当于对“私人所有制的神圣性展开正面进攻”。不管收购条款多么慷慨大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将要被逐步消灭的特殊阶级，还是受到了威胁。因此，资产阶级反击了。

这个有点好笑。

但是，最有效的还属雇主们发动的宣传战。他们利用自己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控制，在瑞典经济思想内部强化新自由主义。

成功的遗产

结果，即便1994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关心缩减赤字、控制通胀、平衡预算，而非充分就业和收入平均分配”的新自由主义规划，还是“成为整体经济政策的基石”。[41]人们接受了退休金和福利供给的私有化，认为是势所必至。布莱思将这解释为一种“路径依赖”的情况——某种决策逻辑被之前的霸权性思想控制。嵌入型自由主义遭到腐蚀，但决没有被破坏殆尽，公众仍然广泛支持福利结构。不平等现象确实增加了，但绝没有到美国或英国那样的程度。瑞典是可以被称为“限制型新自由主义”（circumscribed neoliberalism）的例子，而其总体较好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在具体情况中，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大部分对于发挥作用之力量的传统分析，关注的是某种结合：一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力量（这种力量在英国和智利的情况中特别强大），二是回应各种金融危机的需要（如墨西哥和韩国），三是更实际的考虑，即设法改革国家机器以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如法国和中国）。虽然上述因素都很重要，此类分析却没有考察过阶级力量的作用，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

具体国家内阶级力量平衡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考虑到有组织劳工能够维持或取得（如在韩国）强大的存在感，新自由主义化面临牢固的、有时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削弱（如英国和美国）、绕过（如瑞典）或暴力摧毁（如智利）有组织劳工的势力，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同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经常要靠增加商业和企业的力量、自律性、凝聚力，以及商业和企业作为一个阶级的能力，以给国家权力施压（如在美国和瑞典）。

地理的论证结果——揭开虚伪的面纱。

但是，这一不均衡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不管在印尼、墨西哥或英国）任由寒风摧残——节俭政策、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虽然各地的社会政策缓解了这股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结果却十分明显。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然而，更惊人的是，人们习惯把这一切视为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虽然有时是不幸的副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以下观念始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即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核心。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地方和跨国的层面，但尤其是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心。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准确的表达。两种威权一并压在头上。

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在智利、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地区，早已清晰建立了权威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兼容并存。

方法

虽然平均主义作为中国的长远目标并没有被放弃，邓小平还是指出，要释放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力，刺激经济增长。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但最好把它理解为需要容忍的事情。在“小康”（一个理想社会的概念，其中人人安居乐业）的口号下，邓小平关注的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科技现代化。改革力图引入市场力量，在内部支撑起中国经济。其理念是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并希望借此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机制被引入，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治经济权力迅速下放到各个区域和地方。这最后一步被证明尤为精明。与北京权力中心的传统对抗得以避免，地方的积极性可以为新的社会秩序开疆拓土，创新失败很快就被忘掉了。为配合这一努力，中国还向外国贸易和海外投资开放（虽然是在严格的国家监督下），由此终结了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孤立。此类试验起初主要限于邻近香港的广东省，与北京保持适当距离。对外开放的目标之一是购买技术转让（因此强调外国资本和中国参与者双方合资合营），另一个目标是获取足够的外资储备以大量购买必要设备，为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党不太可能轻易抵制资产阶级在内部进行的积极重建。它几乎肯定要支持经济改革，以便积聚财富并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对付国内异议，更好地防卫外来入侵，并在发展日益迅速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将自己的力量辐射到周边地缘政治的利益领域。经济发展被看作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此外，实际采取的发展道路似乎符合如下目标：防止中国内部形成任何稳固的资产阶级权力集团。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与日本和韩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截然不同），把资产阶级所有制保持在海外（表5.1），因而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起码就中国人来说）。[4]对外国证券投资设置的壁垒，有效限制了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势力。中国不愿意允许国有银行（如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之外的金融调节形式，这就令资本丧失了其面对国家权力时的重要武器。长期以来，试图在保持国有制结构不受影响的同时释放管理自主性，也类似地带有试图抑制资产阶级形成的意味。

作为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

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

从国企到私企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的稳固中心，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企业给予职工的保障和利益——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微薄——多年来为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维持着一张社会安全网络。通过解散农业合作社，提倡个体化的“个人责任体系”，一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围绕国有企业创建起来。公社资金被用于建立乡镇企业，而后者成了创业精神、弹性劳动活动、开放市场竞争的中心。起初，完全的私有部门仅限于小规模生产、贸易、服务行业，还有雇佣劳动方面的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限制渐渐放宽了）。最终，外国资本流入，在1990年代期间积聚势头强劲。外国资本一开始还被限制在合资合营领域和部分地区，但最终所向披靡——虽然分布不均衡。国有银行体系在1980年代扩大了，逐步取代中央来为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部门提供信贷规定。这些不同的部门并不各自独立发展，乡镇企业起先从农业部门筹措资金，并为产品提供市场，或给国有企业提供调节性的生产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私有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既是直接的（以所有者的形式），也是间接的（以股东的形式）。国有企业变得不那么能盈利了，而它们得到的银行信贷利息却很低。随着市场部门力量和重要性的增大，整个经济朝向新自由主义结构迈进。

从中央到地方

公社解体后，此前的公社政治和行政权力移交到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手里，后者是根据1982年宪法设置的。后来的立法允许这些政府占有公社的实业资产并把它们重建为乡镇企业。地方政府从中央控制解放出来后，典型地摆出了创业的姿态。农村收入刚开始大幅增长，提供了可以重新投入乡镇企业的储蓄。以当地范围为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合资合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资本，或通过散布世界各地的华商）也得到广泛开展。

所以，1993年国家决定“把指定的大型和中型国有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制或股份制企业”。前一种企业将拥有“二至五十名股东”，而后一种将拥有“超过五十名股东，可以公开发行证券”。一年后，一项更宽泛的企业化方案出台：除了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外，其余国有企业均转为“股份基础的合作制”，所有员工名义上都有认购股份的权利。进一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转制浪潮发生于1990年代末，到2002年，国有企业仅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口的14%，1990年这个数字是40%。国家最近的动作则是把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完全开放给外资所有。

这些工程远远超过美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所建的城际高速公路系统，也有潜力在未来数年内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然而，这些工程是财政赤字投资的（按照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方式）。另外，它也产生了高风险，因为如果投资不能如期收益，那么财政危机就会很快到来。

关于房地产。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种“赌场心态”虏获了这个国家，各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忙不迭地资助大规模的地产开发。上流阶级的办公空间、奢侈的别墅、装潢考究的城市住宅和公寓一夜间拔地而起，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如此，许多更小的省市和沿海城镇也是如此……所谓的“上海泡沫”将这个一度单调的城市改造为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大都市之一。到1995年底，上海盖了超过一千座摩天大楼，近一百家五星级宾馆，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这个数字是1994年二百七十万平方英尺的五倍——而一个“烫手”的房产市场正在以超过新纽约的速度积累股本……1996年后半年泡沫破裂，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过剩。

一个问题。

强烈依赖海外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了一个特例，与日本或韩国相当不同。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太完整，内部区域间贸易发展非常薄弱，哪怕已经在新型通讯方式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东等省份与外国进行的贸易，远远多于它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贸易。在中国，资本并不会轻易地从一处流向另一处，虽然最近发生了许多合并行为，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在不同省份之间建立区域联合的尝试。[31]所以，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依赖仅有些许缩减，即资源配置和资本主义链接在中国内部得到改善。

不可思议的劳动力工资优势，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低增值生产部门领域（如纺织品）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展开竞争，如墨西哥、印尼、越南和泰国。随着中国（虽然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赶超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墨西哥在短短两年内失去了二十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中国在一个方面显然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轨道。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就必须要么吸收、要么压制这些剩余劳动力。如果采取前一种方案，那么中国只能靠债券融资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计划和固定资本形成计划（2003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了25%）。潜在的危险是，有可能发生固定资本过度积累的严重危机（尤其是在建筑环境方面）。有大量迹象表明存在生产能力的过度（比如在汽车制造和电子技术方面），而在城市投资中已经发生了暴发与亏损的循环。但是，这一切都要求中国政府偏离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像凯恩斯主义国家那样行事。这要求中国保持对资本和汇率的控制，这些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全球规则不符。虽然中国被豁免履行这些规则以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时条件，但中国不能永远如此。随着人民币通过香港和台湾渗透到全球经济之中，要想强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变得越来越艰难。值得记取的是，让整个凯恩斯主义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条件之一，正是由于美元逃离了美国的货币监管，致使欧洲美元市场形成。[42]中国人很像是在复制这条道路，而他们的凯恩斯主义也相应受到了威胁。

中国银行系统处于目前债券融资的核心，它当前无法抵抗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因为其半数未偿贷款都是不良贷款。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可以运用收支顺差为银行清除麻烦。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能如此行事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美国积累收支顺差。一种独特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中国——以及日本、台湾地区和其他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债券，从而美国可以方便地吸收这些国家的生产过剩。但这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亚洲中央银行家们奇思异想的影响。相反，中国经济动力却受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掣肘。美国目前也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行事——巨额增加联邦赤字和消费债券，同时坚持其他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立场，如今美国有许多强有力的声音指出，这样做可能带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43]对中国来说，这将导致从劳动力吸收的政治转向公开压制的政治。这样的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将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自己与这些力量的关系。

是吗？

由于新自由主义需要庞大、容易剥削、势力相对薄弱的劳动力，中国肯定有资格算作新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青岛啤酒的例子

随着当地政府将企业股份移交管理，作为自身的重建策略，许多企业经理“通过各种方式，一夜间拥有价值数千万元人民币的股份，形成了一个新的富豪集团”。当国有企业重新结合到股份制企业时，“企业经理获得大部分股份，有时候其年收入是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一百倍”。[51]青岛啤酒在1993年成为股份制企业，其主管不但在这家利润丰厚的企业中拥有大量股份（青岛啤酒凭借接管许多本地啤酒企业，提升了自己的全国知名度和市场垄断力量），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党员、政府职员、私有企业主、银行之间的特权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私有化的企业经理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他们或许会通过银行（或朋友）贷款收购工人手里的其余股份（有时是强迫收购，例如通过威胁停工）。由于大量银行贷款都是不良贷款，这批新企业主或者把企业拖垮（从中倒卖资产牟取个人利益），或者千方百计抵赖债务而不宣布破产（破产法在中国还不健全）。政府拿出四百五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助被严重剥削的劳动力，并给予银行经济援助，使之填补非盈利性贷款的缺口；当政府这样做时，它很可能正从下层阶级那里将财富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而不是勾销错误投资。无所顾忌的经理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新兴私有企业及其资产，并利用它们来牟取个人财富。

联想的例子；IBM还是IMB？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本地资本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凭借二十多年的合资合营，许多中国企业从技术转让中获利，并且这些企业有幸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和管理技术，也具备企业雄心的旺盛精力（animal spirits）；它们如今不但能在国内与外国企业竞争，在国际舞台上也能与之抗衡——并且不再仅限于低增值部门。例如，目前排名世界第八的电脑制造商是1984年由一批中国科学家靠政府资助成立的；到1990年代末，它已经从批发商转变为制造商，占据中国市场的最大份额。这家企业便是联想（如今叫Lenovo），目前正与几家主要公司激烈竞争；它还接管了IMB的个人电脑生产线，以便获得更好的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这笔交易（不经意间威胁到台湾在电脑行业的地位）使IMB能够与中国软件市场建立更牢固的联系，同时也在电脑行业树立起一个业务遍布全球的巨型中国企业。[52]虽然国家可能在联想等公司持有股份，这些公司的管理自主性仍然可以保障其所有制和奖励系统能让公司执行官积累大量财富，就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

房地产的例子

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型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劳作者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转手给开发商。过去十年里，多达七千万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土地。例如，市镇领导经常通过与外国投资者或开发商协商决定市镇土地和资产的实际产权，这些权利随后被批准归后者私人所有，实际上是把公共利益圈给少数人。汪晖写道：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53]土地和房产市场的投机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相当活跃，哪怕还没有明晰的产权体系。耕地损失日益严重，1998年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转化，直到能够实施更合理的土地使用计划。但一系列破坏已经发生了。有价值的土地被囤积起来，开发商（利用与银行的特权关系）已着手展开工作，将大量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甚至就小规模而言，房产投机所获的资金要比生产所获多得多。[54]有人正是用自己在房地产上赚的钱购买九十万美元的汽车，这个事实意味深长。

嗯

李静君对于政治主体性的性质做出的结论，在此值得注意。她指出，国家和迁移工人都拒绝“工人阶级”一词，也否认“阶级是建构他们集体经验的话语框架”。他们也不把自己视作“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一般所假定的契约主体、法律主体或抽象劳动主体”，具有个体法律权利。相反，他们一般会诉诸毛泽东传统的观念，即人民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他们的利益相互一致并与国家利益一致”。在这样的论述中，工人“可以做出要求国家保护的道德主张，要求国家加强对人民的领导并对他们负责”。[60]所以，任何大众运动的目标都是要求中央政府实践自身的革命纲领，反对外国资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权威。

中国政府目前能否或愿意实践此类道德主张，并借此维持其正当性，还是个未知数。一位杰出的律师在为一名被控挑起罢工的工人辩护时，注意到在革命以前“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站在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剥削；而今天，中国共产党与资本家携手对抗工人”。[61]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意在挫败资产阶级形成，但共产党同样认可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无产阶级化、打破“铁饭碗”、抽空社会保障、强征各种使用费、建立弹性劳动市场体制，并且认可将先前的公有资产私有化。共产党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在其中自由形成和运作的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它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缓解了很多人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使得大量财富积聚到社会上层精英手里。此外，党内的商界人士也在不断扩大（从1993年的13.1%上升到2000年为止的19.8%）。但是，很难说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拥入党内，还是表明许多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种种可疑的手段成为了资本家。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政党和经济精英正在不断合并，而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太普遍了。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然而，权威主义、民族主义诉求、某种帝国主义的复兴，这些都表明中国正以其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后者在美国正兴风作浪。这可不是好兆头。

第六章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数据

那么，新自由主义化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刺激了资本积累？真实数据表明，简直一无所获。19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5%左右，甚至在艰难的1970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2.4%。但是，在随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却分别为1.4%和1.1%（自2000年以来，增长率差不多跌到了1%）。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化在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见图6.1）。[5]在某些地方，例如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地区以及那些中欧国家，损失是灾难性的。1990年代期间，俄罗斯人均收入每年下跌3.5%。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导致男性预期寿命减少了五年。乌克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波兰经济有了显著增长，但它没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要么产生滞胀（在1980年代的“失落十年”），要么带来短促的经济增长与随后的经济崩溃（如阿根廷）。在非洲，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带来任何积极变化。只有在东亚和东南亚（某种程度上印度如今也追随其后），新自由主义化伴随着积极的经济发展，而在这些地方，正是不太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型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发展（每年近10%增长）与俄罗斯经济衰退（每年3.5%负增长）的对比十分触目，全世界的非正式就业快速增加（调查显示，在拉丁美洲经济活跃人口中，此类就业从1980年代的29%上升到1990年代的44%），而几乎全球的健康水平指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等——自1960年代以来不增反降。然而，世界贫穷人口比例却下降了，但这几乎完全仅仅是归功于印度与中国的发展。[6]新自由主义化唯一能宣称的全面成功在于缓和与控制了通货膨胀。

私有化与商品化。对于迄今为止的公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私有化，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一项标志性特征。

掠夺性积累包含四个主要特征：

阿多诺

对文化形式、历史、思想创造力的商品化（借助旅游业实现），产生了大规模的掠夺（世人皆知音乐工业攫取了和剥夺市民文化和创造力）。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被用于推动这些过程发展，甚至不顾大众反对的意愿。

金融化。1980年以后开始的金融化强劲浪潮，呈现出投机和掠夺的姿态。

危机的管理与操控。投机和通常是欺骗的泡沫，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许多金融操控的特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过程，使得“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

确实存在着故意制造的失业现象，以便为进一步积累创造便利的剩余劳动力。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被弃而不用，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他们被闲置不用，直到流动的资本家选择为他们带来新的生命活力。可是危险在于，危机可能会失控并扩散到各地，或骚乱会演变为对于制造骚乱的系统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设法在允许掠夺性积累发生的同时，避免引发总体性崩溃或大众骚乱（如发生在印尼和阿根廷的事件），从而控制危机和货币贬值。

国家再分配。国家一旦新自由主义化，就成为再分配政策的首要行动者，颠倒资金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于镶嵌型自由主义时期。为实现这一颠倒，国家首先实施私有化计划和削减社会工资的支出。

虽然私有化看上去对下层阶级有利，但长远影响却是负面的。例如，初看起来，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社会住房计划似乎是赐给下层阶级的礼物，他们如今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从房屋租赁者变成房屋所有者，获得一份有价值的资产并提升自己的财富。但是，一旦转移过程完成，房屋投机就开始兴盛，尤其是在主要的中心区域，最终诱使或强迫低收入人口迁到如伦敦等城市的边缘地带，并把过去工人阶级的住宅区变成高度奢华的中心。

新自由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分裂，部分反映了双方关于界线应该划在哪里的分歧。新保守主义者们一般会谴责“自由主义者”、“好莱坞”甚或“后现代主义者”，视之为社会秩序的瓦解和败坏，而不认为实际上是企业资本家（如默多克）在做坏事，把各种挑逗性事物（如果不是淫秽材料的话）偷偷塞给大家，并且不断向人夸耀自己在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时，总是选择了短期而非长期买卖。

存疑存疑

由于失去了民主制度的有效保护层，并且受到形形色色社会混乱的威胁，一支任由摆布的劳动力大军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其他制度形式，借此建立社会团结并表达集体意愿。从小型团伙、毒品走私网络、黑手党、贫民区头目，经由社区、底层、非政府组织，到世俗性仪式和宗教团体，各种形式纷纷扩张。这些都是为填补社会空隙应运而生的替代性社会形式，因为国家力量、政治党派以及其他制度形式都被积极拆除，或干脆被当作集体努力和社会纽带的中心而扫除了。宗教信仰的明显抬头，也与此有关。关于这种趋势，只要看看中国荒凉的农村地区突然出现和传播开来的宗教团体就能知道。[29]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在混乱的非正规经济领域内迅速出现了福音派改宗现象，而复兴的（有时是新兴的）宗教部落主义（tribalism）和原教旨主义，也构成了非洲和中东许多地区的政治；这些都证明，人们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团结机制。

笑死

虽然里根根本不考虑环境，有一次指出树木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撒切尔夫人非常严肃地看待环境问题。

然而个体权利观念是必需的。

生活在新自由主义之中，也意味着接受或服从一套为资本积累所需的权利。因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个体（记住，企业在法律上被规定为个体）不可剥夺的私有产权和盈利权，胜过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其他不可剥夺的权利概念。这种权利制度的捍卫者善辩地说道，这将鼓励“资产阶级德性”，如果没有这种德性，世界上每个人都将饥寒交迫。这些德性包括个体责任和义务；独立于国家干预（这种权利制度通常被与国家内部界定的权利制度严格对立起来）；市场和法律面前机会平等；对积极性和创业努力的回报；关心自己和自己的东西；一个开放的市场，允许契约选择和交易选择的广泛自由。这一权利体系扩展到个人身体的私有权领域（强调个人有权自由签订契约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个人有权得到尊严和尊重，个人有权免遭奴役等肉体强迫），以及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领域的时候，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这些派生性权利很吸引人，我们很多人都很信奉它们。但是，我们信奉这些权利，就好比乞丐靠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苟活。

第七章自由的前景

替代性方案的尝试。

主要有两条路可走：我们可以参与到众多实际存在着的抗议运动之中，并试图从这些运动的激进主义中提取出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对抗性方案的精髓。我们也可以诉诸理论和实践分析，探讨我们目前的状况（如我在此做的工作）并设法依靠批判分析推导出替代性方案。采取后一种方式，决不是假定现有的抗议运动是错误的或理解有误的。同样，抗议运动不能够假定分析性探究与它们的事业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要开启两种方式之间的对话，并借此加深集体理解，制定更充分的行动方针。

？嗯？

凭借相当多的国内民众支持，美国领导人们带给世界的理念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是普遍且优越的，这些价值值得人们为之牺牲。世界已经准备好拒绝这种帝国主义姿态，并向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腹地注入一套截然相反的价值：这些价值属于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正义。罗斯福的论辩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美国内部必须建立一种联合以重新获得对国家机器的大众控制，并借此推动深化民主实践和民主价值，而不是用市场力量的铁蹄践踏它们。